問：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戰(zhàn)略意義是什么，又有哪些歷史貢獻?

　　答：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nèi)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早是我國為發(fā)展同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尤其是鄰近的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而提出來的。1953年12月，在中印兩國政府就解決兩國間存在的有關問題的談判中，周恩來總理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中印關系，得到印度方面的贊同。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達成協(xié)議，簽署《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xié)定》及有關換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寫入這個協(xié)定的序言。1954年6月，周恩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分別與兩國總理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建立和發(fā)展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這之后，中國領導人更加廣泛地倡導國際社會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1954年下半年，曾任英國首相的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等相繼訪華。這是第一批訪問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毛澤東在會見這些外國客人時，多次談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五項原則是一個長期方針。這五項原則適合我國的情況，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環(huán)境。五項原則也適合亞洲、非洲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情況。還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社會主義可以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王國共處，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雙方愿意共處。他特別指出：“這也包括美國在內(nèi)，希望美國也采取和平共處的政策。”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發(fā)生后，中國政府發(fā)表聲明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更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上。這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應用范圍進一步擴大，不僅被用于處理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系，也被用于處理同社會主義各國的關系。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基本的是和平共處，它不僅要求建立一種和平共處的國際關系，而且提供了一個和平解決國家間和國際上各種爭端的方法。這就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主權國家一律平等，以平等協(xié)商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爭端，實現(xiàn)互惠互利。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對新中國具有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它是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開展活動，突破美國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擴大對外交往、參與國際事務的有力武器。1955年4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會議的發(fā)起國熱情邀請新中國派代表團參加。但是，美國為了阻止亞非會議的召開，同時阻撓新中國參與國際事務，污蔑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已經(jīng)對遠東“構(gòu)成了迫切的威脅”，并煽動有的亞非國家利用會議反華，妄圖在亞非國家中孤立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會議。周恩來總理在會上發(fā)言，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主張“求同”而不“立異”，提出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礙亞非國家“求同”和團結(jié)，并明確表示中國準備在堅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亞非各國建立和發(fā)展正常的關系。周恩來的主張，立即得到與會大多數(shù)亞非國家的尊重和贊同，一舉改變了一些國家對新中國的偏見。這次會議通過的宣言，提出的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包含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主要內(nèi)容。這次會議后，中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截然對立的時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不同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處理相互關系中實行對等的相互約束和自我約束，不只是指相互的政治關系，而且還包括相互的經(jīng)濟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主張不同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以平等協(xié)商的方式解決政治的和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的和歷史的各種爭端，是符合戰(zhàn)后世界和平發(fā)展潮流的，也是符合國際關系準則的。因此，后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所承認和接受，并載入包括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的宣言在內(nèi)的一系列重要國際性文件。一直到現(xiàn)在，還在對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發(fā)揮著積極的作用。2014年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fā)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不是過時了，而是歷久彌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意義不是淡化了，而是歷久彌深;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歷久彌堅。”

　　來源：學習強國